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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客觀日本

    嘉納治五郎與宏文學院——日本近代接收中國留學生史話

    2021年05月20日 人物往來

    戰爭促使近代中國開始海外留學

    早在隋唐時代,日本就向中國派遣了二十幾批留學僧和留學生,開辟了中日交流史上最初的苦學之路。千年之后,兩國之間的留學的目的地從中國轉向了明治維新后的日本。

    是鴉片戰爭(1840~1842年)驚醒了沉睡的大地,中國開始關注西方。1872年,中國終于將三十名留學生送出國門,赴美深造,他們也成為中國最早的公派留學生。

    甲午戰爭(1894~1895年)的敗北,讓中國意識到在近代化發展上,日本值得借鑒,且兩國情勢風俗相近、文字相通,與其遠赴歐美,不如就近留學日本。于是,在戰爭結束的第二年(1896年),中國立即付諸行為,派遣了十三名留學生赴日探索,由此開啟了中國青年留學日本的序幕。而日俄戰爭(1904~1905年)中日本的勝利更是激勵了中國的奮起,當時在東京求索的旅日留學生已超過了萬人。

    相比之下,同時代的日本是上述戰爭的直接受益者。接受留學生的動機必然與中國大有不同。但是,從結果而言,近代留學日本始終在中國教育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頁,近代留學日本的過程中也輝映出了一些日本機構和人物的作用。

    本文嘗試對其中具有啟示性意義和參照價值之處予以歸納整理。

    日本近代教育家:嘉納治五郎

    1896年,中國駐日公使裕庚與日本外相西園寺公望交涉,希望日本接收中國官費派遣的留日學生。當時積極響應西園寺外相的是其老朋友,時任東京高等師范學院校長的嘉納治五郎(1860~1938年)。

    嘉納治五郎是日本人盡皆知的柔道創始人,第一位出任奧林匹克委員會委員的亞洲人(1908年),日本知名的近代教育家。嘉納治五郎原本在教育前沿執教,被文部大臣井上毅看中,于1893年出任日本最早的公立教育機構——東京高等教育師范校長,以“樂于教育天職”為座右銘,在此位置上奉公25年之久。

    嘉納治五郎自幼學習四書五經,18歲起進入漢學塾二松學舍(現二松學舍大學)深造,同時還在東京大學專攻哲學,其夫人須磨子之父是漢學家竹添進一郎。竹添進一郎曾跟隨文部大臣森有禮訪問清朝,并在游歷清朝時期的中國之后,寫下專著《桟云峽雨日記》,之后還出任天津總領事等職務。

    儒家思想和漢學是形成嘉納治五郎思想和人格的核心,他以《論語》中的“三達德”智、仁、勇為鑒,結合17世紀的英國思想家John Locke (1632~1704年)和德國教育家Johann Bernhard Basedow (1724~1790年)的主張,提出了“智、德、體”三育主義。

    1916年,在全校師生集會上,嘉納發表了貫穿自身教育生涯的教育觀。

    教育之事 天下莫偉焉 一人德育廣加萬人 一世化育遠及百世
    教育之事 天下莫樂焉 陶鑄英才兼善天下 其身雖亡余薰永存

    嘉納治五郎在當時“和漢洋三學”中洋學盛行的社會氛圍下,依然思想根植儒學,心系漢學。所以嘉納治五郎在宏文學院、東京高等師范學校擔任校長時,先后接收了至少8000名以上的中國留學生。這其中就包括陳獨秀、楊昌濟、魯迅、黃興、楊度、秋瑾、田漢等后來中國歷史上的諸多偉人。

    1893年嘉納治五郎出任東京高等師范校長之后,首先著手的工作就是創辦國漢???,旨在樹立和漢并舉的教養軸心,并于1895年正式開課。而后他還委托宏文學院教授編寫漢譯日語教材,便于沒有時間突破語言關的留學生迅速掌握日語,運用兩國共同使用的漢字邊學日語邊攻專業,起到了與留學生共同深耕漢字文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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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任宏文學院教授松本龜太郎所編寫的日語教科書《松本龜次郎選集》(拓殖大學圖書館收藏)

    第一所旅日學堂:宏文學院

    1896年6月9日,《朝日新聞》報道了清國首批赴日“官費留學生”的消息。報道說,駐橫濱領事呂賢笙將率領選自蘇州、寧波的13位留學生抵達日本。對此,嘉納治五郎在神田區三崎町租借好民房,供留學生起居,并安排本田增次郎教授負責管理照顧,利用東京高等師范學校的教室進行教學。

    1899年,嘉納治五郎在留學生的住處掛起了“亦樂書院”的招牌?!耙鄻贰比∽浴墩撜Z》: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而后,更多留學生來到這里讀書,嘉納治五郎也逐漸做好準備,將書院轉型為正規教育機構。并在小村壽太郎外相的協助下,1902年書院改為正式教育機構的申請獲準,更名為弘文學院,并迎來了早期的留學先驅:魯迅、黃興、陳天華、宋教仁、陳獨秀、李書城等人。后來搬遷到牛込區西五軒町的弘文學院校舍更加壯觀,愈發成為人所重望的培養中國留學生的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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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日的弘文學院舊址,現住友不動產飯田橋大廈3號館一帶

    1902年5月,嘉納治五郎在《國士》在第五卷44號發表了一篇題為“清國”的文章,文中明確指出:自鴉片戰爭以來,歐洲諸國間逐漸暴露出分割清國的野心。我們要促醒清國朝野的覺悟,同時也須明知,與清國唇齒相依的我國將被卷入危機的漩渦,有識之士當喚醒清國自覺,促進兩國協力合作,以保全清國。由于兩國地理文化關系緊密無間,故鼓勵日本人進發大陸,開發大陸資源。此乃宏文學院創立之根本,而盡心支那留學生教育之舉則基于“東亞經論”。

    同年,受1898年發表《勸學篇》的張之洞之邀,嘉納治五郎克服種種困難訪華。在《嘉納治五郎大系》第九卷中,收錄了他歷經四個月的考察紀實《清國巡游所感》。文中他如實地記載了歸國留學生的憂國之志,也真實地反映了留學生展現才華受限的狀況,為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而痛心疾首。他還誠懇地指出,基于中國自身的特點,改革速度不應操之過急,當和平漸進。在教育領域,推進普通教育和實業教育才解當務之急。時至今日,其觀點依然予以人們以啟示。

    1905年7月3日,清政府在保和殿舉行廷試,也是首次歸國留學生考試,13名留日學生中除因病中途歸國者以外,唐寶鱷等三人被授予進士稱號,其他人分別被授予舉人或官職。對此,《朝日新聞》在7月11日(日本留學生殿試)、7月17日(日本留學生的采用)、7月20日(殿試及第的留學生)接連報道,在日本社會掀起了關注中國留學生的熱潮。1906年,弘文學院在校生達1615人,規模實屬日本首位。不過,因忌諱乾隆帝弘歷之諱號,弘文學院遂改名為“宏文學院”。教學形式也應對中國的需求,主要進行“速成教育”,專業也以解決燃眉之急的師范教育為主。

    時至此時,接受私費留學生的私立學校紛紛涌現,留學生中間不斷出現反清言行,包括宏文學院在內,這些學校都受到了來自社會的各種指責。于是,日本政府配合清政府,在1905年11月2日公布了限制參與革命活動的“留學生取締規則”。對此,引發了留學生的集體歸國、陳天華蹈海自殺等抗議行動。

    另外,清政府發現在派遣官費生初期階段實施的“速成教育”方式也有待調整。因為其學制 為3個月至1年半不等,配置中文翻譯,教授專門知識。但是,若欲獲取更加深層的教育效果還須參照正規教育的條件?;谝陨蠁栴},清政府協同日本文部省調整修改,共同制定了“五校特約”,即從1908年起,15年內派遣165名留學生,分別前往五所合作院校學習。這五校中包括第一高等學校、東京高等師范學校、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山口高等商業學校、千葉醫學專門學校。清政府為每位留學生每年繳納200至250日元的學費。

    至此,宏文學院退出留學生教育的舞臺,于1909年停課關閉。盡管該校只留下短短七年的校史,卻出色地完成了歷史使命,銜接了中日在共同教育領域的前行之路。七年間宏文學院共接收了7192名留學生,其中3810名學成畢業,成為擎定中國社會發展進程中的支柱。因關東大地震導致的火災,當年的宏文學院早已在大火中化為灰燼,知道其遺址的人已寥寥無幾。2007年,溫家寶總理訪日之際,在國會演講中還專門提到了該校的獨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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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參加十集記錄短片《穿越日本的星星之火》攝制,介紹中國近代留學日本歷史。

    占春園與東京高等師范學校

    正如當年遣唐使極大地促進了日本文明進展那樣,近代赴日留學的中國學生也對改變近代中國的落后面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今天,在東京文京區原東京高等師范學校舊址的一部分——占春園中屹立著一座嘉納治五郎的銅像,仿佛還在此處守護著中日兩國共同培育的教育成果,提醒世間重新審視漢字文明的價值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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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走訪占春園

    位于東京都文京區大塚的占春園是德川光國的異母弟、松平賴元于1659年修建的庭院。當時與青山的池田邸、溜池的黑田邸并稱為江戶三名園。1903年東京高等師范學校自湯島搬移到此,占春園便成為該校的一部分。

    東京高等師范學校1886年建校,簡稱東京高師。其前身是東京師范學校,是日本近代第一所培養小學教師的學校。它于1872年創辦,聘請美國人斯柯特為專任教師。引進美國師范學校注重教授法的教學經驗和美國的小學教科書、教學參考資料、教具,實行班級授課和新的教學方法。1873 年 6 月設立附屬小學校,作為師范生教學實習和實驗場地。1875 年又增設中學師范科,培養中學教師。該校還設有編輯局,承擔全國小學新教科書的編寫工作,制定小學教學計劃,在全國推廣。

    隨著日本推廣近代初等教育事業的成功進展,該校在1886 年改名為東京高等師范學校,旨在培養中等教育師職,成為日本最早的一所師范院校。因此,從建校伊始就被稱為是“教育的大本山”。

    而后該校伴隨中等教育的穩步發展,再度履新提升,步入高等教育的殿堂。 1929 年,被納入東京文理科大學,1949 年以來先后倂入東京文理科大學、東京教育大學等等,1973 年正式成為筑波大學的教育學部。

    在這所歷經近代教育從無到有的學校,清末以來,中國派遣了諸多精英前往深造。因為近代啟蒙教育是當時的治國首需,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許多著名人物都出自該校。中國毛澤東夫人楊開慧之父、中國近代教育家楊昌濟就曾經作為留日官費生,從宏文學院轉入東京高等師范學校專修教育學。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代表李達、錢學森之父錢家治、嘉興第一中學知名校長張印通、中國對外友好協會會長張香山,北京高等師范、武昌高等師范創建時期的教職員工許多都畢業于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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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京高等師范學院一覽》

    文:王敏
    編輯修改:JST客觀日本編輯部

    主要參考文獻
    1、宏文學院における中國人留學生教育——清末期留日教育の一端——
    2、清朝末期における留日師範生の教育実態に関する研究
    3、譚璐美『帝都東京を中國革命で歩く』(白水社 2016年)
    4、安藤彥太郎『未來にかける橋――早稲田大學と中國――』(成文堂選書 2002年)
    5、王敏『周恩來たちの日本留學』(三和書籍 2015年)
    6、王敏『嵐山の周恩來』(三和書籍 2019年)